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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審查財產性判項執行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規定》共15條，確立了財產性判項執行與減刑、假釋關聯的根據；規定了履行能力的判斷模式和標準；設置了罪犯財產申報和不利后果告知制度，以及配套的減刑、假釋撤銷制度；明確了6種不影響或一般不影響悔改表現認定的情形。《規定》是首個對財產性判項執行與減刑、假釋關聯作出系統性規定的司法解釋，對依法規范辦理減刑、假釋案件，正確處理減刑、假釋與財產性判項執行的關系意義重大。為正確理解與適用《規定》，現對《規定》的制定背景、起草中的主要考慮和重要內容介紹如下。

一、《規定》的制定背景

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我國的減刑、假釋制度在實際適用時，與原判財產刑執行情況基本屬于兩套體系，處于相互不關聯的狀況。在當時看來，減刑、假釋是對限制人身自由刑罰的變更執行，與財產刑執行并無太多關系。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的幾個司法文件，如1989年《全國法院減刑、假釋工作座談會紀要》，1991年和1997年《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均沒有涉及財產刑執行問題，對“確有悔改表現”界定僅限于認罪服法、遵守監規紀律等4個方面。進入新世紀之后，隨著執行工作的不斷規范，財產刑執行工作受到重視，一些地方為了解決財產刑執行難問題，開始探索將財產刑執行與減刑、假釋掛鉤。如2004年，浙江省湖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始試行財產刑執行與減刑、假釋關聯機制，將罪犯是否積極履行財產刑作為其是否“認罪服法”的審查標準之一，并對部分未履行財產刑罪犯的減刑幅度予以扣減。福建、云南等地差不多同一時期也進行了這方面的試點。探索表明，將財產性執行與減刑、假釋掛鉤能明顯提升罪犯履行財產刑的積極性，提高財產刑的執行率。

地方法院的實踐和探索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和認可。2005年11月份召開的全國減刑、假釋工作座談會上，最高人民法院有關領導在講話中明確指出，適用減刑、假釋時充分考慮財產刑的執行情況符合法律規定。在此后出臺的有關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文件中，財產性判項執行情況與減刑、假釋關聯制度被正式明確下來。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中強調：對確有執行能力而拒不依法積極主動繳付財產、執行財產刑或者確有履行能力而不積極主動履行附帶民事賠償責任的，在依法減刑、假釋時，應當從嚴掌握；對于積極主動繳付財產、執行財產刑或履行民事賠償責任的罪犯，在依法減刑、假釋時，應當根據悔改表現予以從寬掌握。2012年出臺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條第3款規定：罪犯積極執行財產刑和履行附帶民事賠償義務的，可視為有認罪悔罪表現，在減刑、假釋時可以從寬掌握；確有執行、履行能力而不執行、不履行的，在減刑、假釋時應當從嚴掌握。2016年出臺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規定》（以下簡稱《減刑假釋規定》）第2條規定：對于罪犯符合“可以減刑”條件的案件，在辦理時應當綜合考察罪犯犯罪的性質和具體情節、社會危害程度、原判刑罰及生效裁判中財產性判項的履行情況、交付執行后的一貫表現等因素。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發布的《關于加強減刑、假釋案件實質化審理的意見》（以下簡稱《實質化審理意見》）又進一步將財產性判項履行作為實質化審理的重要內容。

財產性判項履行情況與減刑、假釋關聯制度的實施，對激發罪犯履行積極性，提高財產性判項執行率，避免“空判”，樹立法律權威，起到了顯著作用；同時也充實了作為減刑、假釋條件的“確有悔改表現”判斷標準，讓加強減刑、假釋案件實質化審理有了新的抓手。

但是，關聯制度在施行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關聯標準不統一。現行司法解釋、規范性文件對關聯制度的規定較為原則，關聯的規則和標準由各地自行掌握，導致實踐中標準不一，不同省份執行的標準不同，甚至在同一省份的不同地市把握的標準也存在差異，影響了司法的統一性。二是履行能力判斷困難。很多案件特別是那些異地審判的特殊刑事案件，因罪犯原居住地、涉案財產所在地、案件審判地、罪犯服刑地均不在同一地方，判決生效后，往往只注重于自由刑的交付執行，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對財產性判項的執行；即使進入執行程序的案件，也可能由于跨地區、跨部門的溝通協作機制不順暢，刑罰執行機關對罪犯財產性判項的執行情況難以全面掌握。在很多地方，仍然主要是根據監獄提供的罪犯獄內消費、賬戶余額等情況去倒推罪犯的履行能力，由于缺乏有效的財產查控協作機制，難以作出履行能力有無的判斷。三是機械關聯、過度關聯問題突出。在一些地方，偏重于財產性判項的履行結果，搞“一刀切”，要求財產性判項全部履行才能減刑、假釋，沒有履行完的就一律不報請、不裁定。過度關聯問題也成為影響減刑、假釋正常適用的重要原因，阻礙了減刑、假釋制度功能的正常發揮。

為落實黨中央關于完善刑罰執行制度的決策部署，按照中央政法委《2023年全面深化政法改革工作要點》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將規范財產性判項履行與減刑、假釋關聯制度作為完善刑罰執行制度的重要舉措列入改革任務臺賬，明確由審判監督庭承擔有關工作。審判監督庭成立工作專班先后前往廣東、湖南、浙江、吉林等地廣泛開展座談、調研，在此基礎上起草出初稿。成稿后經審監庭刑事專業法官會議多次討論，反復修改，形成征求意見稿征求院內立案庭、各刑事審判庭、執行局和研究室等部門和地方各高院意見。根據反饋的意見和建議進行修改后，又書面征求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有關中央單位意見。審監庭還邀請部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和專家學者對《規定》進行專門座談，充分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建議。2024年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910次會議審議通過了《規定》。

二、《規定》起草中的主要考慮

《規定》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著力解決審判實踐中辦理減刑、假釋案件與財產刑關聯制度認識不清晰、標準不統一問題，在制定過程中始終堅持以下原則：

一是堅持問題導向。《規定》起草工作始終以“發現真問題、開展真調研、解決真問題”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梳理出實踐中普遍存在的關聯根據認識模糊、關聯規則不清、履行能力判斷方法不統一、判斷標準不具體等問題，并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分門別類的梳理和研究，有針對性地提出解決方案。在征求意見過程中，不少地方反映《規定》切中了當前關聯制度運行中的突出問題，是一個“解渴”的規定，希望能早日出臺。

二是堅持效果導向。關聯制度將財產性判項履行與自由刑的執行“捆綁”，制度設置得當則財產性判項履行與自由刑執行皆受其益；如制度設置不當，則可能產生諸多負面效應。不當關聯不僅會影響罪犯的改造積極性，增加刑罰執行機關的監管壓力，也會造成減刑、假釋上的不公平，給公眾產生“以錢買刑”的印象。正如征求意見過程中多個部門反饋的意見所言，關聯的政策尺度要慎重把握，防止出現“蹺蹺板效應”。在《規定》制定過程中，我們始終堅持以效果為導向，堅決杜絕可能帶來不良導向的制度設置。在較早的過程稿中，曾規定財產刑履行程度與減刑幅度直接掛鉤，后來考慮到如此規定可能造成履行能力不同的罪犯在減刑處遇上的不平等，因此放棄了該規定，轉而將關注點聚焦在履行能力上。

三是務求最大共識。在起草《規定》過程中，廣泛進行調研，充分聽取有關方面和社會各界的意見，為最大限度凝聚共識打下了基礎。關聯機制運行中有很多方面需要規范，有些問題已經具有共識，有的問題則爭議較大。比如“三類罪犯”從嚴的規定要不要擴大到惡勢力犯罪罪犯，實踐中就存在比較大的爭議。一種觀點認為，惡勢力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雛形，在掃黑除惡常態化背景下，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罪犯從嚴的規定也應適用于惡勢力犯罪罪犯。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三類罪犯”具有特定含義，即職務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詐騙犯罪、組織（領導、參加、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罪犯，對“三類罪犯”從嚴減刑、假釋是中央的明確要求，不能隨意擴大范圍。考慮到該問題意見分歧較大，《規定》中沒有作出明確，留待以后進一步統一認識。

三、《規定》的主要內容

《規定》共15條，主要內容包括“一個根據”——明確了財產性判項執行與減刑、假釋關聯的根據；“一種模式”——履行能力的判斷模式；“一個機制”——執行法院與監獄的協助配合工作機制；“兩項制度”——罪犯財產報告和不利后果告知制度，以及配套的減刑、假釋撤銷制度；“兩個標準”——確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和確無履行能力兩種情形的判斷標準；“六種情形”——明確了六種不影響或一般不影響悔改表現認定的情形。

（一）

財產性判項執行與減刑、假釋關聯的根據

1

財產性判項執行情況是判斷罪犯是否“確有悔改表現”的因素

《規定》第1條第1款規定：人民法院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必須審查原生效刑事裁判或者刑事附帶民事裁判中財產性判項的執行情況，以此作為判斷罪犯是否確有悔改表現的因素之一。《減刑假釋規定》只是將財產性判項履行情況作為減刑案件應當綜合考察的因素，此次《規定》進一步明確了財產性判項執行情況是判斷罪犯確有悔改表現的因素。

減刑、假釋適用的基本條件是“確有悔改表現”，過去對悔改表現的判斷主要依據罪犯在監獄里的服刑改造表現。在探索將財產性判項履行與減刑、假釋掛鉤的過程中，大家發現這種掛鉤并不唐突，財產性判項執行情況可以合理地嵌入悔改表現的認定中。因為悔改表現作為對罪犯在刑罰執行期間改造主客觀表現的綜合評價，將財產性判項執行情況納入到悔改表現中考量，不僅沒有邏輯障礙，而且可以充實完善悔改表現的判斷標準。但是，過去由于對財產性判項執行與減刑、假釋關聯根據的定位不夠清晰，一些地方出現了機械關聯、過度關聯等問題。《規定》將財產性判項執行情況明確為判斷罪犯確有悔改表現的因素，有利于廓清實踐中的模糊認識，推進關聯制度的規范運行。

2

減刑、假釋與財產性判項執行關聯的基礎是履行能力

財產性判項執行情況之所以影響減刑、假釋適用，關鍵在于其直接反映罪犯對待犯罪結果和法院裁判的態度，因而可作為判斷罪犯是否確有悔改表現的重要因素。現實生活中，罪犯的財產狀況不盡相同，履行財產性判項的能力存在差別。罪犯態度只有在考慮其履行能力的基礎上才能作出合理判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體現出罪犯不服從法院裁判、不尊重司法權威、逃避法律責任的態度，在減刑、假釋時應給予否定評價；確無履行能力的罪犯，則不宜以其未履行財產性判項而影響到對其減刑、假釋。《規定》第3條第1款明確，財產性判項未執行完畢的，應當著重審查罪犯的履行能力，就是將財產性判項執行與減刑、假釋關聯的基礎建立在合理判斷履行能力的前提上。

由于履行能力判斷難，過去一些地方將履行結果或是履行程度作為關聯的最重要因素，甚至只考慮履行與否，只要是沒有履行的，就不予減刑、假釋，搞“一刀切”，完全不考慮罪犯的履行能力。一些確無履行能力的罪犯，即便改造表現良好，但未能履行財產性判項，也無法獲得減刑、假釋機會。這無疑會挫傷罪犯改造積極性，增加監獄監管壓力，不利于教育和改造罪犯目的的實現。

（二）

財產性判項執行與減刑、假釋的關聯規則

《規定》第4條是對財產性判項執行與減刑、假釋關聯規則的規定，分以下幾種情況：

1

罪犯有財產性判項履行能力的，應在履行后方可減刑、假釋

實踐中適用本規則要注意兩點：一是罪犯對財產性判項的履行能力有全部履行能力和部分履行能力之分，履行后才能減刑、假釋的要求是基于其履行能力而言，有全部履行能力的應全部履行，有部分履行能力的只要求部分履行。二是要求罪犯在能力范圍內履行財產性判項才能減刑、假釋，關鍵在于考察罪犯真誠認罪悔罪、積極改造并履行判決義務的態度，非其個人原因導致不能履行的，一般不應影響對其減刑、假釋。

2

罪犯確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不予認定其確有悔改表現，除法律規定情形外，一般不予減刑、假釋

《減刑假釋規定》中，確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是作為從嚴減刑和不得假釋的情形，近年來，隨著各地在辦理減假案件時對財產性判項執行情況審查的空前重視，實踐中對于二者如何合理關聯的認識不斷深化。確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不認定確有悔改表現，不得減刑、假釋，已成為各政法單位的普遍共識，《實質化審理意見》第7條正是這種共識的體現。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不等同于未履行，《規定》第6條列舉的情形都屬于對抗執行的行為，將不認定確有悔改表現嚴格限定于這些情形，既符合司法實踐，在法理上也不存在障礙。

3

罪犯確無履行能力的，不影響對其確有悔改表現的認定

履行能力是財產性判項執行與減刑、假釋關聯的基礎，讓沒有履行能力的罪犯因為未履行而承擔不得減刑、假釋的后果，與減刑、假釋的制度初衷是背離的。減刑、假釋作為刑罰執行變更制度，主要目的是激勵罪犯改造，在適用中考慮財產性判項執行情況，也不應脫離確有悔改表現這一條件框架。而且，沒有履行能力的罪犯在獲得減刑、假釋后，其財產性判項該執行的仍然要繼續執行，不會因在減刑、假釋中關聯與否而有任何改變。罪犯確無履行能力的，對其確有悔改表現的認定，無須糾結于其沒有履行財產性判項，而是應該根據其在監獄內的改造表現，根據其是否符合認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規及監規、積極參加教育、完成勞動任務等條件來判定。

4

罪犯因重大立功減刑的，依照相關法律規定處理，一般不受財產性判項履行情況的影響

這是一個提示性的規定，刑法規定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應當減刑，重大立功是因為對國家和社會有重大貢獻，和確有悔改表現是并列的減刑條件，而財產性判項履行情況關系的是確有悔改表現的認定，所以不受影響。之所以加了一般的限定，主要是考慮有重大立功表現的罪犯，如果有抗拒財產性判項執行情形的，雖然不影響其減刑資格，但在減刑幅度上仍然可以考慮適當從嚴。本款沒有規定一般立功，因為一般立功在法律規定上是可以減刑，而非應當減刑，《減刑假釋規定》對一般立功減刑還規定了與確有悔改表現減刑一樣的起始時間和間隔時間要求，實踐中，因一般立功表現減刑的情況很少，且基本是與確有悔改表現一起適用。

（三）

履行能力的判斷模式和判斷標準問題

履行能力判斷難的原因，一是有相當數量被判處財產性判項的罪犯在交付監獄執行自由刑后，原生效刑事判決的財產性判項沒有進入法院執行程序。未經過執行法院對財產狀況的專門查證，對履行能力的判斷不僅困難，結論也缺乏足夠說服力。二是監獄對罪犯獄外財產狀況的查證能力有限，對財產性判項執行信息主要靠函詢，但一些地方監獄和執行法院的銜接配合機制不暢，導致監獄難以掌握相關材料。實踐中，主要依據罪犯在監獄內的月均消費數額和賬戶余額等指標倒推履行能力的做法，可靠性無法讓人放心。有的罪犯明明有履行能力，但認為履行財產性判項不劃算，故意通過壓低月均消費、借用其他罪犯賬戶消費等方式逃避執行；有的重刑罪犯服刑初期有人探監導致賬戶余額較大，但實際履行能力差。解決履行能力判斷難問題，關鍵在于確立科學合理的判斷模式和判斷標準。

1

履行能力的判斷模式

為解決履行能力判斷難問題，《規定》第3條第2款規定：罪犯的履行能力應根據財產性判項的實際執行情況，并結合罪犯的財產申報、實際擁有財產情況，以及監獄或看守所內消費、賬戶余額等予以判斷。該款是在總結各地審查判斷履行能力經驗做法的基礎上，提出的“三看”（看財產性判項的執行情況，看罪犯的財產申報、實際擁有財產情況，看罪犯的獄內經濟狀況）遞進式判斷罪犯履行能力的模式。這種判斷模式的優點在于：

一是評價的全面性。執行法院可以依法查控被執行人的財產，包括向有關單位查詢被執行人的存款、債權、股票、基金份額等財產情況；根據不同情形扣押、凍結、劃撥、變價被執行人的財產；對于妨害執行的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責任。執行結案的方式可以分為執行完畢、終結本次執行程序、終結執行等。財產性判項的執行是對罪犯財產的專門查證，執行情況毫無疑問應該作為判斷罪犯履行能力的基礎。但是，執行法院的財產查控手段也是有限的，被執行人藏匿、轉移財產往往會較為隱秘，一時難以發現，執行情況也不一定能與被執行人的實際執行能力相符，所以判斷時有必要引入其他因素。罪犯對本人的財產狀況是最為清楚的，讓其申報財產，陳述自己的履行能力，并告知不履行財產性判項的不利后果，不僅是對有履行意愿者的提醒，也是對沒有履行意愿者的警告，更是為減刑、假釋裁定可能被撤銷提供正當化依據。

對罪犯的財產申報，監獄可以進行初步查證，收集其實際擁有財產情況的有關材料。罪犯的監獄內經濟狀況是可以輔助判斷的一個方面，包括月均消費和賬戶余額情況。罪犯雖然經過執行查證沒發現財產，但其獄內消費超標，且沒有正當理由的，就不能認為其沒有履行能力，而應該認定其有履行能力。通過對罪犯財產的專門查證，再結合罪犯本人的財產申報和其在獄內的經濟情況，這種遞進式的判斷方式，能夠全面地評價罪犯的履行能力，由此得出的結論也具有較高的可靠性。

二是操作的可行性。“三看”的判斷模式，比一些地方規定的綜合判斷模式更具可行性。綜合判斷模式要求結合財產性判項金額、原判已追繳情況、罪犯經濟條件和財產狀況、是否如實報告個人財產、服刑期間消費支出、法院執行情況、有無實施故意隱瞞或者逃避執行等因素綜合審查認定履行能力。這種綜合判斷法看似全面，但判斷的因素列舉過多，且各種因素之間的關系不清楚，操作起來較為困難。“三看”的判斷模式簡單明了，有主有次。罪犯應當履行的財產性判項履行了多少，有沒有履行能力，有沒有妨害執行的行為，執行法院都會給出結論，不需要負責減刑、假釋的法院絞盡腦汁去分析。沒有履行完畢的，再看罪犯的財產申報、實際擁有財產情況，看罪犯的獄內經濟狀況，要看的材料明確。而且罪犯的財產申報和獄內消費、賬戶余額等材料，是在監獄內形成，監獄對此也不存在收集和提供上的難度。

這一判斷方法須以執行為前提，即執行要前置。對刑事案件中的財產性判項要及時移送執行，做好執行法院與監獄之間的工作銜接和配合，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多個司法解釋中均有規定，也是《實質化審理意見》中的要求。目前，在一些省市已經做到對刑事案件的財產性判項全部立案執行，并且實現了執行信息對監獄、檢察機關的共享，還沒有做到的省市，應當按照有關規定盡快落實財產性判項的立案執行。

2

履行能力的判斷標準

《規定》明確了確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和確無履行能力兩種情形的判斷標準。

（1）確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判斷標準

《規定》第6條采用列舉的方式明確了確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情形，分別是：（1）拒不交代贓款、贓物去向的；（2）隱瞞、藏匿、轉移財產的；（3）妨害財產性判項執行的；（4）拒不申報或者虛假申報財產情況的。此外，還明確了兩種視為確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情形：罪犯采取借名、虛報用途等手段在監獄、看守所內消費的，或者無特殊原因明顯超出刑罰執行機關規定額度標準消費的。這些情形是在深入調研各地實施財產性判項執行與減刑、假釋關聯制度經驗的基礎上總結而來，并充分聽取了社會各界和各政法機關的意見，是政法機關的共識。

為了便于大家理解和掌握該條的內容，需要說明幾點：

一是《規定》關于確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情形與民事訴訟法中的有關表述并不完全一致，而是采用了減刑、假釋規范性文件中的已有表述。比如第6條第（2）項隱瞞、藏匿、轉移財產，根據民事訴訟法和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與這一行為并列的還有毀損、無償轉讓、以不合理的低價轉讓財產。不是說對毀損、無償轉讓、以不合理的低價轉讓財產的行為不納入評價，而是考慮實質化審理意見中已將其類型化，并在實踐中為廣大辦理減刑、假釋案件的司法人員所熟知，應盡量避免表述不同所引起的混亂。而且，無償轉讓、不合理的低價轉讓也屬于廣義上的轉移財產，毀損可以歸入妨害執行的情形。所以，該條與民事訴訟法中有關表述差異僅是形式上的，實質上并無二致。在司法實踐中，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某些犯罪分子在刑事判決后利用協議離婚手段放棄共有財產，逃避財產性判項的執行，表面上看似真實自然，實際上是惡意轉移財產，被社會公眾廣泛詬病為“犧牲貪官一個、幸福貪官全家”，這是法律不能允許的。應當說，只要犯罪行為發生時依法應當確認的犯罪分子共同財產，都不能允許在刑事判決后利用離婚手段逃避執行，都要納入減刑、假釋時對財產性判項執行情況的審查范圍。

二是妨害財產性判項執行的情形在確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認定中具有兜底作用。嚴格講，第一種情形既是不認罪悔罪的表現，也是對抗執行的行為，第二種情形是典型的妨害執行行為。這兩種情形是主要的妨害執行行為，但也不排除罪犯可能實施其他的妨害執行行為，比如毀損財產的行為等。

三是拒不交代贓款、贓物去向的判定。不少地方反映，拒不交代贓款、贓物去向的認定在實踐中不好把握，比如罪犯對贓款、贓物去向有交代，但稱用于娛樂消費、或用于賭博、放高利貸等，屬不屬于拒不交代？我們認為，要求罪犯交代贓款、贓物去向，既是考察罪犯的認罪悔罪態度，更是為了追贓挽損。罪犯對贓款、贓物的去向需要經過查證，查證不屬實的應該認定為拒不交代。難以查證的，應當分析罪犯交代內容的合理性，結合其行為習慣等綜合判斷交代的真實性，不宜簡單以難以查證或用途非法為由認定罪犯拒不交代。

（2）確無履行能力的判斷標準

《規定》第7條確立的確無履行能力的判斷標準由正向證明和反向排除兩個要件組成。所謂正向證明，就是要求經過執行法院的查控沒有發現可供執行的財產。執行法院作為財產性判項的專門執行機關，有查詢和控制被執行人財產狀況的職責和手段,經過執行法院的查控，如果沒有發現罪犯有可供執行的財產，就符合了正向證明的要件。從理論上講，經過執行法院對罪犯財產的查控，有無履行能力應該有一個客觀結論，但是實踐中，沒有履行意愿的罪犯總是千方百計隱瞞自己的財產，執行法院的查控在大多數情況下也僅限于查詢、扣押、凍結等常規手段，往往很難查明罪犯真實的財產狀況。

實踐中曾有這樣的案例，罪犯在報請減刑時有部分罰金未履行完畢，執行法院因未發現財產已作出終結本次執行裁定。法院在審理減刑時，發現該罪犯的獄內月均消費在終本裁定作出前正常，但在終本裁定作出后出現了明顯異常，由原來的幾百元一下子躥升到上千元，且不能說明正當理由。監獄的月均消費通常有一定標準，該標準與罪犯的處遇等級相關，但即便是最低的消費標準，也應該能夠保障罪犯基本生活需要。無正當理由的超標消費一方面反映出罪犯并非完全沒有履行能力，另一方面也能反映出罪犯不愿履行的心態，這就屬于在認定罪犯確無履行能力時要排除的“負面清單”行為。

所以，除了正向證明沒有可供執行的財產外，還需要進一步考察罪犯是否存在“負面清單”上的行為，也就是從反向排除罪犯是否具有確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情形。

（四）

《規定》對減刑、假釋案件受理材料的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刑訴法解釋》）對刑罰執行機關報請減刑、假釋時移送的材料作了要求，對于存在財產性判項履行的，要求移送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附帶民事裁判的執行、履行情況。《規定》第5條對財產性判項未履行完畢的罪犯在報請減刑、假釋時需要移送的材料作了進一步的明確規定。

根據《規定》的要求，財產性判項未執行完畢的減刑、假釋案件，人民法院在受理時應當重點審查下列材料：（一）執行裁定、繳付款票據、有無拒不履行或者妨害執行行為等有關財產性判項執行情況的材料；（二）罪犯對其個人財產的申報材料；（三）有關組織、單位對罪犯實際擁有財產情況的說明；（四）不履行財產性判項可能承擔不利后果的告知材料；（五）反映罪犯在監獄、看守所內消費及賬戶余額情況的材料；（六）其他反映罪犯財產性判項執行情況的材料。

《規定》要求刑罰執行機關報送的主要是三方面材料：

一是反映案件執行情況的材料，執行情況包括執行機關對罪犯財產的查控情況，以及罪犯是否具有隱瞞、藏匿、轉移財產，是否有妨害執行受到處罰等情況。

二是罪犯向服刑監獄申報個人財產，監獄告知罪犯不履行財產性判項可能承擔不利后果，保障罪犯知情權的材料。對于罪犯的財產申報，監獄可以視情況進行核實，調取有關組織、單位對罪犯實際擁有財產情況的說明。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有關組織、單位對罪犯實際擁有財產情況的說明簡單理解為村委會、居委會的說明，也不是所有報請減刑、假釋的案件都要求具備該類材料，而是根據罪犯財產申報的具體情況，有必要核實而形成的材料。比如罪犯申報的不動產、有價證券、存款等情況，與執行查控的情況可能不符的，則要進一步核實，從有關組織、單位調取說明。

三是反映罪犯獄內經濟狀況的材料，主要是賬戶余額、月均消費情況等，這部分情況歸監獄掌握，監獄能夠提供完整全面的數據。這些材料是判斷履行能力的基本依據。實踐中，可能還存在一些其他材料對判斷罪犯執行情況具有價值，為防止遺漏，規定了兜底條款。

在《規定》征求意見過程中，有觀點認為財產性判項是由法院執行，監獄發函了解財產性判項執行情況在實踐中存在一定的困難，由法院內部查詢更為便利，建議監獄僅提供獄內產生的有關材料。司法實踐中確實存在監獄調查財產性判項執行情況能力不足，面臨執行法院回函率低、回函內容不規范等問題，《規定》綜合各方意見最終沒有采納該建議，主要考慮：

一是財產性判項履行情況是判斷罪犯是否確有悔改表現的考量因素，關系到減刑、假釋條件是否符合，監獄作為減刑、假釋的報請機關，對罪犯確有悔改表現負有查明和舉證責任，由其調取和收集執行情況的材料符合法理。

二是《刑訴法解釋》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減刑、假釋案件審理程序的規定》對受理減刑、假釋案件應審查的移送材料均明確包括財產性判項的執行、履行情況，本條僅是對此前司法解釋要求的進一步重申，沒有創設新的制度、提出的新要求。

三是由監獄負責調取和收集財產性判項執行情況材料的模式在全國施行多年，雖然還存在一些不夠完善的情況，但總體運行情況證明該模式是可行的，一些地方通過加強政法單位之間的協同配合，函查難問題得到了較好的解決。當然，要真正解決監獄調查執行情況面臨的能力不足和執行法院配合銜接不順暢的問題，需要法院切實加大力度和進一步規范對財產性判項的執行；建立刑罰執行機關可以查詢的財產性判項執行信息共享機制；強化執行法院和監獄之間的配合銜接機制。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局正在起草相關的司法文件將對上述方面進行規范，人民法院的信息化建設也要充分考慮財產性判項執行信息共享的需求，隨著這些制度機制的落地，上述問題將會得到有效解決。

針對當前實踐中存在的監獄、法院在執行信息上溝通協作尚不夠理想的問題。《規定》在第13條中明確了法院和監獄的配合協作機制，對法院的具體要求包括：

一是法院將罪犯交付執行刑罰時，如果生效裁判中有財產性判項，應當將財產性判項實際執行情況的材料一并移送刑罰執行機關。這不是一項新要求，《減刑假釋規定》第38條明確交付執行時要一并移送財產性判項執行、履行情況的有關材料。實踐中，該要求在有些地方落實情況不理想，所以《規定》對此作了重申。

二是執行財產性判項的法院收到刑罰執行機關核實罪犯財產性判項執行情況的公函后，應當在7日內出具相關證明，已經執行結案的，應當附有關法律文書。在此前的法律、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文件中沒有這樣具體的要求，但是法院和監獄同為政法機關，有相互配合的義務。實踐中，有些地方的法院對監獄的函查不重視，不規范回復或不予回復的現象不同程度存在，影響對罪犯報請減刑、假釋工作的順利推進。明確執行法院在7日內的回復職責，是關系到《規定》能否見效的關鍵機制，各級法院必須認真執行、嚴格落實。

三是執行財產性判項的法院在執行過程中，發現財產性判項未執行完畢的罪犯具有本《規定》第6條第1款第（1）（2）（3）項所列情形的，應當及時將相關情況通報刑罰執行機關。這是一項新要求。主要考慮是該三類情形，特別是第（2）（3）項情形屬于執行過程中發生的情形，作為刑罰執行機關的監獄難以掌握，但這些情形又直接關系到罪犯能否報請和裁定減刑、假釋，所以執行法院應當主動通報刑罰執行機關。

如果罪犯刑期較長，可能會有幾次減刑，監獄是否每次報請減刑都需要重新收集《規定》第5條第1款所要求的材料？有關罪犯財產申報、不利后果告知的材料，以及反映罪犯獄內經濟狀況情況的材料，是要重新收集的，因為罪犯的財產情況是可能變化的，獄內消費、賬戶余額也不是確定的，需要及時更新以作為判斷依據。至于財產性判項執行情況的材料，則要考慮執行的具體情況，如果是自動履行完畢，或者強制執行后終結執行的，一般不需要再重新調取，如果只是暫未發現有可供執行的財產，沒有終局性的結論，僅是終結本次執行的，則在下次報請減刑前仍然需要了解執行的進展情況。

（五）

保障履行能力判斷的兩項制度

《規定》第5條第1款第（2）（3）項中規定的材料，實質上是確立了一項制度，即罪犯財產申報和不利后果告知制度。

《規定》確立的財產申報是罪犯向刑罰執行機關所作的申報，與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財產報告制度不同。首先，接受主體不同。本規定的財產申報接受主體是刑罰執行機關，民訴法中的財產報告接受主體是執行法院。其次，制度目的不同。本規定的財產申報是為了查明罪犯的履行能力，準確適用減刑、假釋，民訴法中的財產報告制度則屬于一種執行措施，目的是為了執行。最后，法律后果不同。

違反本規定的財產申報制度，拒不申報或者虛假申報的，屬于確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情形，不認定為確有悔改表現，不得減刑、假釋，已被減刑、假釋的，可撤銷減刑、假釋。違反民訴法規定的財產報告后果是予以罰款、拘留等司法處罰。

不利后果告知和財產申報是一體的，在罪犯申報財產時，應當告知其不履行財產性判項可能承擔的不利后果，這既是讓罪犯知曉財產性判項的履行態度關系到能否減刑、假釋，保障其知情權，也督促其積極履行財產性判項。同時，不利后果告知也是為《規定》中的撤銷減刑、假釋制度提供正當性依據。

《規定》第14條規定了裁定作出前發現罪犯確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如何處理，以及裁定作出后發現罪犯確有履行能力的如何處理，確立了虛假申報、故意隱瞞財產，情節嚴重應當撤銷減刑、假釋裁定的制度。《規定》已經明確確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不認定確有悔改表現，在審理過程中發現罪犯具有該情形的，理所應當裁定不予減刑、假釋。報請機關在裁定作出前發現有該情形的，也可以主動撤回減刑、假釋建議。

《規定》第14條關于虛假申報、故意隱瞞財產，情節嚴重，應當撤銷減刑、假釋裁定的規定，與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的規定是一致的。《刑訴法解釋》第541條規定，人民法院發現本院已經生效的減刑、假釋裁定確有錯誤的，應當另行組成合議庭審理；發現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生效的減刑、假釋裁定確有錯誤的，可以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另行組成合議庭審理，也可以自行組成合議庭審理。罪犯虛假申報、故意隱瞞財產，屬于確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不符合減刑、假釋條件，如果被裁定減刑、假釋，自然可以認為是減刑、假釋裁定確有錯誤，應當重新審理。重新審理的結果不外乎維持原裁定和撤銷原裁定兩種結果。

撤銷減刑、假釋裁定的情形確定為虛假申報、故意隱瞞財產，并且以情節嚴重作為限制。主要考慮：一是由于規定了財產申報制度，罪犯的履行態度可以在申報環節得以固定，虛假申報是行為的表面，故意隱瞞財產則是行為的目的，虛假申報、故意隱瞞財產可以準確概括影響確有悔改表現認定的履行態度。二是維護生效裁定的既判力和個別的具體情況也是需要考慮的因素。有的案件可能發現存在上述情況時，罪犯已經刑滿釋放回歸社會較長時間，涉及的財產性判項數額也不大，如果撤銷減刑、假釋裁定，再收監執行不但司法成本高，社會效果也不好。因此，有必要加上情節嚴重的限定，辦案人員在實踐中要全面理解該規定的含義，既不能讓那些確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罪犯從減刑、假釋中討到便宜，也要考慮撤銷的實際效果，正確行使自由裁量權。

（六）

幾種不影響悔改表現認定的情形

《規定》明確了6種不影響或一般不影響悔改表現認定的情形。《規定》第8條規定了罰金執行中兩種不影響悔改表現認定的情形。罪犯被判處的罰金被執行法院裁定免除的，其他財產性判項執行情況不影響對其確有悔改表現的認定，但罪犯確有履行能力的除外。實踐中，各地法院在作出免除罰金裁定時非常慎重，對免除罰金的條件把握十分嚴格，免除罰金的案件數量也很少。罪犯被裁定免除罰金，實質上是法院對其沒有履行能力作了認定，所以其他財產性判項沒有履行也不應影響確有悔改表現的認定。《刑訴法解釋》第529條也規定，執行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附帶民事裁判過程中，具有依照刑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免除罰金情形的，人民法院應當裁定終結執行。《規定》內容與《刑訴法解釋》的精神一致。加上罪犯確有履行能力除外的限制，是考慮到罪犯在被免除罰金后，其履行能力還可能出現變化，比如因某種原因而具有了履行能力，還有可能罪犯隱瞞了履行能力，這種情況下，仍然需要考慮其他財產性判項的執行情況。第二種情形是判決確定分期繳納罰金，罪犯沒有出現期滿未繳納情形的，不影響對其確有悔改表現的認定。分期繳納是刑法規定的罰金繳納方式之一，只要沒有逾期繳納，就沒有必要因為還有未繳納的罰金而去審查其履行能力，進而影響確有悔改表現的認定。至于罪犯還有其他財產性判項未履行的，則仍應該審查其履行能力。

《規定》第9條明確了沒收財產執行中不影響確有悔改表現認定的情形，即除具有《規定》第6條第1款所列情形外，沒收財產判項執行情況一般不影響對罪犯確有悔改表現的認定。這是因為，沒收財產判項與其他財產性判項在嚴厲程度和執行方式上存在區別。其他財產性判項可以由法院強制執行，也可以由罪犯主動履行，但沒收財產作為最嚴厲的財產刑，應該由國家依職權強制執行，罪犯只是屬于被執行的對象。一般來說，只要罪犯不存在妨害執行的行為，沒收財產的執行情況就不宜影響對其悔改表現的認定。

《規定》第10條規定了履行民事賠償義務中，不影響確有悔改表現認定的3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罪犯有履行意愿，且已經將款項提存，只是沒有找到被害方或被害方不接受，自然是不應該影響對罪犯悔改表現的認定。需要注意的是，此處的提存可以理解為泛指將錢交到了第三方保管，不僅限于公證部門，也包括法院以及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第二種情形是分期履行，只要沒有出現期滿未履行的，和分期繳納罰金一樣，也不影響悔改表現的認定。

當然，分期履行的前提是對方當事人同意。第三種情形實質上是被害方放棄了民事權利，因為罪犯的履行義務已不存在，自然不應當再影響減刑、假釋。

（七）

其他內容

1

關于財產性判項的范圍問題

《規定》第1條將財產性判項限定為生效的刑事或刑事附帶民事裁判所確定罪犯承擔的被依法追繳、責令退賠、罰金和沒收財產判項，以及民事賠償義務等判項。實踐中，有個別案件存在漏判財產性判項的情況，一些地方規定審理減刑、假釋的法院可以根據裁判查明的事實予以確定。我們認為，由審理減刑、假釋案件的法院去確定漏判項，不僅有侵犯原審法院裁判權之嫌，也會增加減刑、假釋審理法院的負擔和風險，因此有必要限定為生效刑事或刑事附帶民事裁判所確定。財產性判項的類型延續了《減刑假釋規定》第41條的規定，但在表述上作了一些調整。

關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確定的民事賠償義務是否納入財產性判項范圍的問題，在《規定》制定過程中進行了反復討論，最終采用了一種折中方案，即第11條規定法院辦理減刑、假釋案件時應對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確定的民事賠償義務執行情況進行審查，并結合《規定》綜合判斷罪犯是否確有悔改表現。《規定》沒有直接將另行起訴確定的民事賠償義務判項視為財產性判項，而是提示法院要對之進行審查；也不是直接適用《規定》，而是結合《規定》綜合判斷罪犯是否確有悔改表現。

2

關于連帶責任中的履行問題

實踐中，承擔連帶責任的部分罪犯履行了全部賠償義務，沒有履行的罪犯如何適用減刑、假釋，各地的做法不統一。有的規定不影響減刑、假釋，有的規定要從嚴掌握。《規定》第2條第2款對此作了規定，明確只要其中一人或者多人履行全部賠償義務，即可認定附帶民事賠償判項已經執行完畢。也就是說，沒有履行的罪犯也視作履行完畢，不再考慮對悔改表現認定的影響。主要考慮是，被害方已經全額獲得賠償，已不存在執行問題，沒有必要再影響對罪犯的減刑、假釋。與之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連帶責任中罪犯應當履行到何種程度才算履行完畢，我們認為，罪犯單獨或與共同犯罪人履行全部賠償義務，才能算履行完畢。如果只是履行了部分賠償責任，仍屬于未履行完畢，需要回到履行能力的判斷上來確認對減刑、假釋的影響。

3

《規定》第6條第3款中“上述情形消失或者罪犯財產性判項執行完畢6個月后方可依法減刑、假釋”如何理解

實踐中，有的地方沒有經過一個考驗周期的規定，只要履行完畢，或者不履行情形消除，就可以報請裁定；有的地方則規定原來的考核分清零，要重新考核，符合要求才能再報。我們認為，給予此類罪犯一定的懲戒確有必要，推遲6個月再減刑、假釋較為合理。征求意見時，有單位建議修改為“上述情形消失且罪犯財產性判項履（執）行完畢的，6個月后方可減刑、假釋”。經過討論，大家認為，如果罪犯不再有該行為，也即情形消失，仍應回到履行能力的有無上來確定是否符合減刑、假釋條件，而不宜簡單要求應履行完畢。

4

關于《規定》中的履行與執行的界定問題

《規定》中的執行屬于廣義上的執行，既包括法院的強制執行，也包括罪犯的主動履行。《規定》中也有使用履行表述的，主要是從罪犯義務角度，以及基于語言準確性和具體語境所作的選擇，《規定》有關履行能力和履行義務的表述就是此例。